[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心智观察所]配资炒股软件
在社交媒体的广阔版图中，Meta旗下的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几乎覆盖了全球半数人口，成为现代数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这座科技帝国正面临一场由内而外的信任危机。根据路透社2025年11月获取的内部文件，这个社交巨头每天向用户展示约150亿条涉嫌欺诈的广告，而这些广告内容在2024年为其贡献了约10%的总收入，相当于160亿美元。
这一数字，足以揭示诈骗广告在Meta生态中的泛滥程度，更反映出这家社交巨头对“违规收入”的结构性依赖。
这些诈骗广告形式多样，从虚假投资计划、非法网络赌场，到冒用知名品牌或公众人物名义的电商骗局。
内部文件显示，欺诈者甚至创建了冒充美国军方人员的虚假账户，每周发送数百万条信息诱骗用户上当。
此外，“性勒索”骗局——即诈骗者获取用户（通常是青少年）的私密影像后进行敲诈——在Meta平台上也变得日益猖獗。
更令人担忧的是，Meta的内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这类广告的流通。
根据文件，只有当系统判定某广告主有95%以上的可能性从事欺诈时，才会被彻底封禁；否则，Meta会选择对这些“嫌疑账户”收取更高额的广告费，作为变相惩罚。
这种被称为“惩罚性出价”的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欺诈广告的总量，却也使Meta从中获得了可观收入。一份文件明确指出，仅那些“法律风险较高”的诈骗广告，每六个月就能为Meta带来35亿美元收入，“几乎肯定超过任何与诈骗广告相关的监管和解成本”。
与此同时，Meta的个性化广告系统也在无意中助长了诈骗内容的传播。一旦用户点击过某类诈骗广告，算法便会持续推送相似内容，形成“越点越多、越多越信”的恶性循环。
内部文件坦承，Meta平台已成为全球诈骗经济的重要推手。2025年5月的一份安全报告指出，美国境内约三分之一的成功诈骗案件与Meta的产品有关。而在一份2025年4月的内部评估中，Meta甚至自认其平台“比谷歌更容易用于诈骗广告”。
公司应对与尖锐质疑
面对外界质疑，Meta发言人安迪·斯通回应称，路透社所引用的文件“片面地扭曲了公司在打击诈骗方面的努力”。
他解释说，早期关于10%收入来自违规广告的预估“粗糙且过于宽泛”，实际比例更低。他还强调，过去18个月中，用户对诈骗广告的投诉量已下降58%，2025年以来公司已移除超过1.34亿条欺诈广告内容。
尽管公开表态坚决，内部文件却揭示了Meta在治理诈骗与维持收入之间的两难。2024年10月，公司高层向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提交了一份“温和执法”方案，计划逐步将违规广告收入占比从2024年的10.1%降至2025年底的7.3%，并期望在2027年控制在5.8%以下。然而，策略文件也坦言，若骤然切断这部分收入，可能对公司的财务预测造成冲击。
此外，Meta为内部反诈骗团队设定了“收入护栏”。在2025年上半年，团队不得采取可能导致公司损失超过总收入0.15%的封禁行动，约合1.35亿美元。尽管斯通澄清这并非硬性上限，但这一机制仍反映出公司在商业利益与用户安全之间的权衡。
这一系列事件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类似争议。2016年引发全国关注的“百度莆田系医疗广告”事件。当时，百度因允许未经严格审核的民营医院广告在其平台上推广，导致多名患者接受不当治疗甚至延误病情。与Meta的情况相似，百度当时也从这些有问题的广告中获得了可观收入，而平台的排名机制实质上助推了虚假医疗信息的传播。
不过两者之间还是存在重要差异。Meta的诈骗广告问题更具全球规模，每天影响超过30亿用户，且形式更加多样，从投资诈骗到加密货币骗局无所不包。而百度当时面临的主要是医疗广告领域的特定问题。
在监管回应上，中国政府对百度事件采取了迅速而坚决的态度，出台了一系列互联网广告管理规定，强制平台对广告内容承担更多审核责任。相比之下，Meta面临的全球监管环境更为复杂，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执法标准不一，使得公司能够采取选择性合规策略。
这一丑闻曝光后，专家们的反应如潮水般涌来，直指Meta的道德与监管短板。
诈骗专家桑迪普·亚伯拉罕（SandeepAbraham），前Meta安全调查员，如今经营一家咨询公司，在路透社跟进报道中痛批：“Meta从涉嫌欺诈的来源获利，暴露了广告行业的监管空白。如果监管机构不容忍银行从诈骗中牟利，为什么科技公司就能例外？”亚伯拉罕的观点迅速被媒体转载，他强调这不仅是Meta的孤例，而是整个数字广告生态的系统性缺陷，他呼吁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加强干预，预计罚款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
前Meta广告副总裁罗布·戈德曼（RobGoldman）和前反诈骗主管罗布·莱瑟恩（RobLeathern）创办的非营利组织CollectiveMetrics.org，在《连线》（WIRED）杂志专访中进一步放大质疑。
莱瑟恩强调，诈骗广告的泛滥并非技术失灵，而是平台“对投资的滞后”。他指出，Meta在过去五年中，反诈骗团队和技术进步几乎停滞不前，尽管公司每年从这些“高风险”广告中获利70亿美元。“这些诈骗者资金雄厚、手段狡猾，不断进化以绕过系统，而Meta却选择‘定价’而非根除，”莱瑟恩在采访中说，这番话迅速被科技圈转发，引发对平台算法偏见的热议。
科技作家科里·多克托罗（CoryDoctorow）发表长文，将Meta比作“太大而不能倒的诈骗帮派”，他引用内部备忘录指出，公司明知平台卷入美国三分之一成功诈骗，却因罚款远低于收入而选择“渐进整改”。
讽刺的是，Meta正用诈骗收入资助其“超级智能实验室”。广告科技资深专家多米尼克·米塞兰迪诺（DominickMiserandino）在访谈中感叹：“这只是在线广告的肮脏秘密——我们一直知道，但Meta的规模让它更显荒谬。”他预测，这将刺激合法广告主转向谷歌或TikTok，Meta的广告生态面临“信任崩盘”。
监管风暴与全球镜像
监管压力确实在不断升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就Meta平台上的金融诈骗广告展开调查，而英国监管机构指出，2023年全国与支付欺诈相关的损失中，54%与Meta产品有关。
据一份内部文件估计，Meta预计可能面临高达10亿美元的罚款。然而，另一份文件冷静地指出，仅高风险类诈骗广告每六个月就能带来35亿美元收入，“几乎肯定超过任何与诈骗广告相关的监管和解成本”。
在舆论与法律的双重压力下，Meta试图通过技术手段缓解问题。除了提高对可疑广告主的收费，公司还加强了自动审核系统的部署。然而，诈骗形式不断翻新，政策漏洞依然存在。例如，2025年4月，一则冒用加拿大总理名义发布的加密货币诈骗广告在系统中未被自动标记，最终因其他原因被撤下。内部文件承认：“当前政策不会标记此账户！”类似案例暴露出平台规则在“实质性欺诈”识别上的滞后。
这场诈骗广告危机不仅关乎技术或监管，更触及信任的根本。一位加拿大空军招募官的Facebook账户被黑客用于加密货币诈骗，导致其多位朋友受骗，损失总额超过6.5万加元。尽管她与朋友多次向Meta举报——她估计超过100次——账号仍持续活跃数周，直到至少五人受害后平台才采取行动。这类事件并非孤例，它们共同描绘出一幅平台责任与用户安全之间严重失衡的现实图景。
随着Meta将巨额资金投向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的建设，特别是2025年资本支出预计已高达720亿美元，其在平台安全与内容治理上的投入是否匹配，已成为投资者与公众关注的焦点。内部文件显示，安全团队曾被要求限制使用公司计算资源，仅维持基本运营，这与公司在AI领域的豪赌形成鲜明对比。
这不仅是Meta的挑战，也是整个科技行业在追求增长与承担责任之间必须面对的命题。从百度到Meta，尽管地域与文化背景不同，但互联网平台在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间的挣扎却如出一辙。
结语
Meta的算法每天向全球用户推送150亿条诈骗广告，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根本性问题：在追求技术突破的同时，我们是否已经遗忘了科技本该服务的本质？
值得深思的是，Meta的内部文件显示，公司完全清楚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知道平台涉及美国三分之一成功诈骗案，明白自己的系统“比谷歌更容易用于诈骗广告”，甚至精确计算过罚款与违规收入的价差。这种“知情而不作为”的态度，暴露了当前科技治理体系的深层缺陷。
是继续在灰色地带追逐利润，还是真正将用户安全置于增长之上？答案不仅关乎一家公司的命运，更将决定数字时代的信任基础。技术可以迭代，算法可以优化，但一旦失去信任，再精密的数据中心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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